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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随着信息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多。然而，我国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仍存在着供给不足、分配不均以及提供方式单一等问题。

　　一、自由：公共服务供给的目的与根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存在的价值随之转移到服务上，公共服务职能也被确立为政府的主导职能。十八大报告就指出，“必须加快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就必然拥有大部分的资源和权力，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就有可能会侵犯到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力或者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对公民产生专断的干涉。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就曾经指出，公共管理归根到底是服务的性质，政府的首要任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社会[1]。以无支配自由为核心要义来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就可以避免这种被统治的现象出现。

　　无支配自由强调“建立在专断意志上的干涉的缺失”，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2]。无支配针对的仅仅是建立在专断意志基础上的干涉，即一种支配的干涉。当你不受他人支配的时候，你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可能的世界中免除专断的权力[3]75-100。那么，相对于政府而言，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使公民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没有任何人拥有专断地干涉我的权力，同时我也相应地拥有权力来对抗其他人对我的专断的干涉。把无支配自由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目的，避免人们受到剥削、压迫以及支配，这是符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的本质要求的。与此同时，无支配自由还是评判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3]。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干涉，如果国家的这些干涉变成专断的，那么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由的源泉[3]191。政府在采取相关政策提供公共服务时，以无支配自由为标准，才能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但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等。以无支配自由作为依据，来决定政府应该提供多少服务，如何分配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体现服务的理念。

　　二、限度：公共服务总量的无支配自由

　　现阶段，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首先就要考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问题，这本质上是政府规模的问题，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拥有多少权力，承担多少责任才最恰当？无支配政府授予法律和国家相当广泛的职权，但是又反对赋予当权者以相当大的权力和任意决定权。尽管说无支配政府对国家在减少私人所有权支配性影响方面的可能性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仍然警惕授予国家以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可能会导致公共统治权形式的支配。可以这么说，在政府应当拥有广泛的制定给它的职权的意义上，它是大政府；但是在政府不应该拥有广泛的独立权力的意义上它显然是小政府[3]168。

　　全能主义的大政府模式有着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两大特征[5]。中央高度集权的结果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利全面介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使得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大。这种福利社会下，政府对人们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造成人们对政府的服从和依赖状态，降低人们的积极能动性，影响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且也极易带来一系列的财政和信任危机。与大政府对应的小政府，是指政府职能范围有限，权力有限以及规模有限[5]。既然政府是小的，政府的职能是小范围的，那么它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就会是有限的。有限的公共服务就存在着满足不了公民的需求的可能性，甚至不能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便毫无自由可言。因此，小政府也存在着支配的风险。可见，我国政府的规模要坚持“适中”的原则，以无支配思想为依据，不可过大或过小，避免政府对公众产生专断的支配和统治，又要避免公民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公平：公共服务共享的无支配自由

　　社会财富有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平均主义原则必然要建立在对他人的无偿剥夺基础上。事实上，打着公平旗号的平均，是最大的不公平[6]，而且极易产生支配的发生。再者，由于各个地区或者个人之间的情况都不尽相同，需求也会存在差异：发展好的地区可能不仅仅需要满足基本的公共服务，发展性的公共服务也是需要的，但是偏远地区可能还只是需求基本的公共服务。当这样的差异扩大形成两极分化时支配力就会形成。偏远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因缺乏必要的资源而某些穷凶极恶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并且如果他们想要得到和城市的人们一样的服务，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昂贵的成本。因此，在分配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考虑差异化问题的同时应该也要对富有地区或者人进行法律上合法的干涉和限制。公平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均等和差异两个方面，因此，公平是公共服务共享的核心价值追求[7]，是实现公共服务共享的无支配自由的保障。

　　四、共治：公共服务提供的无支配自由

　　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正在从满足吃穿的温饱阶段向更高级层面的小康社会逐渐过渡，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为了达到无支配自由的目标，不仅要坚持公平的价值观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且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无支配自由意义下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是基于多中心的治理理论，但是它更加强调由公民共同治。共治，即社区共同体应该是由全体公民共同努力来治理。它秉承着无支配自由的思想，要求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对共治主体形成专断的干涉[8]。多中心的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形成了混合均衡的共治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伦理关系也构成了共同治理不受支配的重要保障。

　　随着共治理念的提出，政府也失去了原有的绝对权威，公民真正参与到了决策中。但是公民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为保证社会的整体性以及实现共同利益，协商的和平方式而非暴力征服来提供公共服务是最好的选择。它排除了暴力屈服和权力干涉的存在，对支配和压制话语协商的社会力量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面对公共服务这一“公共问题”，协商是唯一理性的选择[8]，它使得公民可以自由地享受公共服务，而不受暴力和权力的支配。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使公民受到政府或是市场的支配，而共治模式不仅通过多元主体基于相互理解而协商合作的共同管理[9]来排除公共服务供给者权力的支配，还主张公民积极参与。因此采用共治的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无支配。

　　五、结语

　　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但是，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对于农村、贫困地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还尚未得到满足和保障；公共服务主体之间关系不明确，缺位和越位现象严重。无支配的自由观主张按照人民的需求来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要有一定的限度，避免国家统治权产生的支配行为的发生；赋予自由以公平的维度，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上，公共服务供给都要达到均衡，成果能够让全民共享；提倡以公民为中心，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治理，各主体之间不受支配，使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合理。因此，以无支配自由观来看待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规模、共享以及供给方式实现无支配自由的目标，人民便可以公平自由地共享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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