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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与经济的进步给了女性参与其发展的契机，但她们一脚踏入的政商两界也是男权矗立的核心地带，步履维艰不可避免。

　　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细数“现在女总统越来越多，北欧的部长多数是女性”，并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出“人类社会要靠女性来管理，21世纪可能是一个新的母系社会”时，他身边的男性领导者皱了皱眉，商业女杰们则是会心一笑。

　　事实上，这个判断有迹可循。根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各国议会联盟数据，全球女性所占国家议会席位的比例是18.7%，中国为21.3%。在商业领域，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3月对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公司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世界各国的公司管理层平均1/4是女性。与女权运动起步阶段的“归零状态”相比，如今的数字已让很多人，特别是女性颇感欣慰。

　　但若要与“男女各分半边天”的理想状态对比，刘吉所说的“母系社会”恐怕还仅处在最原始的雏形状态。社会与经济的进步给了女性参与其发展的契机，但她们一脚踏入的政商两界也是男权矗立的核心地带，步履维艰不可避免。

　　玻璃天花板

　　对于职场女性数量增长的原因，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认为：“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使用冷兵器，在日常劳作中使用的是刚性生产力，体力是成为左右战争成败、成为劳动模范的基本条件。但现在，生产力更加柔性，工厂工序大部分是由电脑控制，不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社会更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这使得男女之间的工作能力差异微乎其微。”

　　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作已经成为成年女性的常规选项。“现在女性从小就有工作的意识，她们和男性一起上学、考试和找工作，在职业意识和反应上并没有重大区别。这也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职业岗位差异大大减少。”袁岳说。

　　但女性成功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接受和女性平起平坐。1967年，当华尔街还是“白靴法则”的忠实信徒，穆里尔·赛伯特(Muriel Siebert)在纽交所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成为当时1366名会员中唯一的女性。在人们把此事写入女性职场奋斗史时，很少有人留意，直到1990年纽交所的午餐俱乐部才建了女卫生间。

　　袁岳也承认：“现在，一个老板绝对不会公然在单位说‘我看不上女员工’，但还是会有隐性的性别差异对待，只不过从过去明面上的嚣张转变成比较含蓄的歧视。”

　　事实上，随着企业选择将过去“高金字塔型”的公司组织结构扁平化，职位等级变得越来越少，升迁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在中国，性别歧视在就业的时候是半公开的，在提拔的时候会更隐秘。男性社会还是以酒文化为主，能喝酒是和老板沟通进而得到提拔的重要因素。”袁岳说，“在这一项上，男性明显强于女性。”

　　“玻璃天花板”并不是新鲜词，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时，女性任何与男性的差异之处，都有可能成为建造天花板的素材。除了老生常谈的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之外，微软中国全球大客户销售总监姚志芳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如何在职场上保持持续旺盛的精力是女性的另一个挑战。“大多数职场女性在预产期前三个月还在家办公，生产后三个月就回到办公室，而生育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非常之大。接下来，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与同龄甚至年龄更大的男性去竞争，是非常大的挑战。”她说。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同时作为程序员，男性要到35岁才会面临体力问题的挑战，而女性可能在28岁左右的时候就会考虑转业。为了弥补女性先天的生理弱势，多年以来，对职场性别平等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养育孩子和增加工作时间灵活性等方面而展开。新问题随之而来。尽管加入公司工作的女性数目大大增加，但在大多数大型企业中，真正成为公司最高统领的女性人数寥寥无几。除了家族继承人身份之外，大多数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或是在文化、公共关系或者人力资源领域大展拳脚。女性“二把手”们占据的位置虽然是公司制胜的必经之地，但还不能算是“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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