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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断崖式降级”执行标准面向社会公开，让民众知道为什么要降三级或降四级。与此同时，保障官员的申诉权，让他们免于因不公开因素导致的不合理对待。如此，“断崖式降级”就会更具权威性。

　　“断崖式降级”不会是短期行为

　　3月22日，中央纪委网站刊文称，有干部不把违纪当回事；纪检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遭遇“断崖式降级”。如许爱民、赵智勇、张田欣等。可以预见，将来“断崖式降级”等追责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

　　“断崖式降级”在建国以后就有，但幅度没有这么大。一般而言，一个领导干部犯了错误，但还没到犯罪的程度，处于罪和错的回旋地带，不足以走司法程序来对他进行处置，而过错又比较严重，就出现了这种“一撸到底”式的降级处分。

　　过去，许多官员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我不犯罪，就拿我没办法。而按以往的处置，也总轻描淡写，警告、记过、记大过，到最后不行才降级和撤职，一般也只降一级。

　　现在这种“断崖式降级”的处理方式，在十八大后转变作风、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更广泛地运用。它警示那些党员及领导干部，违反党纪、政纪同样会受到严肃查处，这对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环境有很大作用。毕竟，从一般公务人员熬到副部级要付出长时间努力，最后却因一件事或几件事被“断崖式降级”，这对任何官员都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之前很少听说有被连降几级的官员，而现在却增多了？事实上，过去有些官员乱搞男女关系，即便被纪检机关发现，被降级也多是内部处理。而这两年，基本上都会把通奸公之于众，这也是从严治吏的具体表现。因此，“断崖式降级”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会成为一个常规做法。

　　虽然相对于以往“断崖式降级”增多了，但总数仍不多。我认为，这不是领导的决心不大，而是适合这种处置的人，能对号入座的太少。现实中，有些问题高官是既违纪也违法，而只要违法，基本上就要追究司法责任，就不只是“断崖式降级”那么简单了。

　　亟待出台量化标准

　　随着“断崖式降级”的多次运用，有一些问题值得提出来探讨。

　　我认为，只要“断崖式降级”的口子一开，就得一视同仁地追究问责。比如说，正部级干部如果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只是严重违纪，也可将其降为副处级，甚至降得更低；如果是厅级，若情况符合，也可按“断崖式降级”处置，降到科员都可以。

　　这也亟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来促使“断崖式降级”走向常态化。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根据具体违法违纪的情节、事实、性质和程度，来界定是采取普通降级，还是“断崖式降级”，或者是追究司法责任。搞清其中的边界，尤为重要。

　　一个官员违反了党纪政纪，违反到什么程度，要分几个档次，够上第一个档次降一级，够上第二个档次降两级，以此类推，不能一概而论。制定标准时，要根据他违纪的程度，如违规情节、涉案金额、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来确定他应降几级。只有通盘考虑了这些因素，量化并制定出若干具体条例后，才能对号入座，让降级有据可依，避免自由裁量的可能。这样的话，各地操作起来，眉目也会更加清晰，而不会造成靠人为的权力来决定是否“断崖式降级”的效果。在我看来，从严就“断崖式”，不想从严就给普通党纪政纪处分，这显然不公平。当然，要做到绝对公平或许挺难，但起码要做到相对公平公正。

　　该标准的制定，还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必须将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并保障党员干部的处分申诉权限。一方面，民众知道具体的尺度，明白为什么要降三级或降四级，这样也能让民众的参与权、监督权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它对官员也是种保护，让他们免于因不公开因素导致的不合理对待。公开透明了，“断崖式降级”会更具权威性。

　　有些人会担心，“断崖式降级”或沦为表面化的危机处理，等风头一过受处分官员又官复原级，这关键也在于处理过程的公开透明。一般来讲，公众人物造成的影响，事后也必须对公众交代清楚，他在什么范围造成影响。若要复出，那也得在同样的范围公开。这样，无论降级还是再“复出”，才能都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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