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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xx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表述，对现阶段中国经济走势的客观基础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发展动力新的要求，也预示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新的方向，因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宏观经济基本走势的判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的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而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外，当前还有一个更大、更为基础性的催生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那就是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从而整体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可喜的是，本届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这从这两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可见一斑，都是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等重要举措，无疑都会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复苏。可以想见，依靠体制的内在激励和保障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也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简言之，除了原有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在对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目标、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创新。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界定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与xx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区别;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但是没有把产业、价格(规制)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之内，这表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面，自XX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以来，xx总理多次强调“稳”字当头，并提出“上下限”论，体现了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方针。最后，在宏观调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政策思路从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更加重视结构调整转变。与此相适应，在政策工具方面，从“全面调控”向“定向调控”转变，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准调控方式。

　　新常态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都要有“平常心”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家)，都需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正如xx总书记所说的要有“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标志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也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这将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广义的发展如社会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设、医疗教育等方面，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到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的年代，劳动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过去依靠拉关系、走后门等寻租行为获取资源的机会成本或难度也加大了，创新和研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价值的创造才是企业立足的基础，因此大多数企业都要面临转型升级。

　　【篇二】

　　经济发展有其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自在规律和运行轨迹，会形成阶段性的稳定均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是指我国经济运行开始跳出前30多年的运行轨迹和均衡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促成这种“常态”的转换既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环境和走向的影响，更是我国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总体上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稳定、快速的增长“常态”。而当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产业结构不但难以继续起到支撑作用，甚至可能转化为负面影响，需要加快构建与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随着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条件将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之前的趋势特征

　　要素成本稳步提升。在中低收入阶段，我国生产方面的主要优势是要素成本低，所以形成了一种通过低成本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在迈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我国要素成本优势开始逐渐丧失。首先，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再者，随着可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减少和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要求不断提升，我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环保约束性也越来越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需求结构中高端化。收入结构是影响需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总体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59年—XX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年均增长3.6%，消费开支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达到65%;同时，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食品消费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发展、享乐为主的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住房、汽车、休闲娱乐、投资、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随着我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恩格尔系数对消费结构的作用规律将表现得更为明显，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之步入高额大众消费阶段，高档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汽车拥有量将进一步增长，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相应地汽车制造业、电子通讯业、旅游和闲暇消费业等行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主要经济增长点。

　　供给重点转向公共品领域。在中低收入阶段，商品短缺，供给重点是竞争性商品。随着我国成功实现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型，竞争性商品也实现了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转变，甚至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与商品经济走向买方市场截然相反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开始面临着社会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品供给的总量规模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城乡公共品供给严重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还表现为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公共品需求供给不足，制约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公共品的供需矛盾将成为“新常态”，社会供给重点领域将由竞争性商品领域转向公共品，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将是重点。

　　适应新常态，要求构建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

　　一是要实现由追赶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接受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丧失，追求基于创新的适度增长和稳定发展;二是要实现由低成本竞争向质量、品牌竞争转型，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基础上推进产品更新换代，迎合人们收入提升后需求结构中高端化的趋势;三是要实现地方政府竞争由gdp向公共品领域转型，政府考核指标更加偏重公共服务，政府服务更加注重民众的幸福感受。

　　针对广东而言，面对新常态，一是要接受政策优势不断弱化的现实，走出政策依赖，依靠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力的增强带动经济增长;二是要坚持不懈地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抓发展，让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三是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投入，各市根据接受珠三角辐射情况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从而构成一个以珠三角为核心、各市围绕珠三角核心区以一定轨迹运行的产业“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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